楚怀王熊槐是一位重视法治的君主。一方面，他关注法律的制定，曾经任用屈原草拟、发布宪令，使楚国一度富强，屈原的《惜往日》开篇就回顾了当时的场景。在楚怀王当政时期，楚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成文法典来指导法律的执行。楚国在民事、刑事、行政、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已经使用法律来调节与控制，并已形成了严密的司法审理流程。另一方面，熊槐也对司法环节表现出关切。当时，下层官员可以越级将刑事告诉怀王，熊槐会亲自过问，有的案件他甚至会亲自审理并作出判定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楚国境内一度十分安定，故有“楚治”之说。

同时，楚国与列国相似，实行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。怀王时期，楚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进一步加深：在郡级层面，楚怀王熊槐在已有的宛、巫、黔中三郡基础上，又在汉中、江东、新城设郡，加强了对边境和新征服地区的管控。在县、封地级层面，封君的权力较战国初期大幅削弱。封君的行政、司法、军事活动都受中央节制，其属官直接对中央的同职能部门负责，并且封君还受到中央委派的监察官吏的监督。封君的封地小于县，性质则越来越与县趋同了。在基层管理方面，户籍管理更加严格，并出现了官与民、民与民相互担保的制度，从而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。

但此时楚国的地方管理制度也呈现出一些弊端。与他国相比，楚国封君小而多，并且可以世袭，其地方势力仍不可忽视。这时的封君经济特权过大，除封地食税权、部分免税权外还新出现了食禄州，攫取了大量地方财政收入，使国家积贫积弱。此外，当时楚国设郡区域有限，而县制下又兼有邑制、里制，尚未达到严格的统一。这些问题都给楚国的中央集权带来了一定的阻碍。

楚怀王当政时期，朝廷贪腐之风横行，一些贵族大臣“厚赋敛于民”，压迫百姓。此外，楚廷还存在着言路壅蔽、结党请托、妒能害贤等问题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楚怀王任用屈原，以“励耕战、举贤能、反壅蔽、禁朋党、明赏罚、移风易俗”为纲领进行改革。但由于熊槐耳根子软，又缺乏坚定的改革决心，这次改革在权贵集团的抵抗下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楚国人才济济，既有昭阳、景翠、景阳、屈原、召滑、昭鱼、昭雎、景鲤、屈匄、唐昧等本土士人，又有陈轸、杜赫、吾得、苏厉、郑强等客卿。但是，怀王朝的党争非常激烈。首先是清、浊流大臣长期倾轧争斗，例如屈原曾因上官大夫的谗言而见疏，最后远离朝堂；垂沙之战后，苏子劝告熊槐“无听群臣之相恶也，慎大臣父兄，用民之所善”，则反映了这一斗争的持续。其次，楚廷对部分客卿表现出排外态度，惠施曾经流落到楚国，楚王熊槐不予留用；陈轸曾在楚国任职，但朝中权贵“欲公之去也”，陈轸最后也不得不出走齐国。这些人才的流失，无疑会对楚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。除此之外，大臣间还有其他私怨，例如陈轸与杜赫之间的龃龉。苏子所言“无妒而进贤，未见一人也”，虽有夸张之嫌，也反映了楚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普遍，到了危及国家的程度。

在权贵腐败以及朝廷党争的双重影响下，楚国爆发了庄蹻之乱，造成了“楚分为三、四”的严重后果。

怀王时期，楚国的经济十分发达。在农业方面，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流行，私有的田地已经可以买卖，产权受到官方保护。为了支持农业发展，这时的楚国出现了农业信贷制度。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请贷金、贷种，中央经审查后酌情批准，用于扶助农民播种或灾害赈济。熊槐亦曾亲自过问并制定贷种。在这些举措下，到了怀王中期，湘水流域已成为楚国的粮仓，有“雠、庞、长沙，楚之粟也”之称。而云梦泽的特产橘、柚，也成为《橘颂》的创作灵感之一。

手工业方面，这时官营的、私营的、集体的、个体的、家内的手工业并存。其中，楚国着名的冶铁中心宛城因出产优质铁器而闻名遐迩。商业方面，水陆交通的发展为商业运输提供了便利，郢都、宛、陈等都市皆已成为有名的商业城市。除了与中原的贸易，楚国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，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。得益于商业的发展，关税已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。楚怀王熊槐还巧妙地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发展，他在偏远些的淮南地区和湘沅诸水流域为鄂君商旅提供免税，从而引导商人进入这些后进地区，用扩大贸易额的方法带动当地的经济开发。

楚怀王熊槐本人喜好文学，也鼓励楚国的文艺创作。齐开庄衢之第，楚建兰台之宫，类似于齐国的稷下学宫，楚王熊槐已经有意选拔人才在兰台宫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讲学了。相传楚怀王每年都在湘山举行宴会，命群才创作辞赋和音乐。楚国官方对文学的重视，客观上有益于楚辞艺术的发展。

战国时期，出于奖励军功等目的，爵秩制度普遍推行，其中以秦为最。而楚国的爵秩等级分为五等，分别是列侯（又称通侯）、执珪、执帛、五大夫和七大夫。在当时，楚军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，在垂沙之战时仍有“鲛革犀兕以为甲，鞈坚如金石；宛钜铁矛，惨如蜂虿；轻利僄遫，卒如飘风”之称。但楚军却也存在军心不稳、无法死战的问题，这与楚王的宽容和对法令不严有关。